我与早期新闻研究所的片段回忆
栏目:高端外围新闻 发布时间:2020-09-03 08:52

悉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副校长、教授赵玉明8月30日上午在北京逝世,深感悲痛。本公号特意刊发赵玉明教授2018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成立40周年撰写的文章《我与早期新闻研究所的片段回忆》,以为哀悼。

 
赵玉明老师我们永远忘不了您!
 
我与早期新闻研究所的片断回忆
 
赵玉明
 
1978年3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增设新闻研究所的消息,内称今年该所将招收新闻学(硕士)研究生。引起我注意的是指导小组成员有安岗、温济泽和罗列等(全文影印附后)。罗列、安岗是我先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读时的新闻系(专业)的负责人,安岗还曾给我们上过课。温济泽原为中央广播局副局长,1958年错划为右派,下放劳动后于1960年春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工作,与我共事近20年。不久前,初步落实政策,调到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任副局长。当时,我尚未意识到此举与我国新闻教育即将迈入新阶段的意义,同时也未曾想到与我有什么关联。
 
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忽然接到温济泽的电话,说约我有事要谈。见面寒暄几句后,他说新闻研究所是根据胡乔木的指示办起来的,他作为科研组织局负责人参与主持筹建工作,经与三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商定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同意派人参与筹建并招收研究生。中央广播局的意见是已办有广播学院,从去年恢复高考招生,所以就不参与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都有人办事,我是光杆司令,你能不能帮我做点事?我当时考虑广院新闻系77级刚入学,教学任务不重。再则,温作为老广播十多年来对我的广播史教学工作精心指导,使我获益良多。感恩图报,乃人之常情,我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他告知具体招生工作将于7月开始。其后,我参与做了一些筹备工作,并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参加招生工作的有关领导和同志戴邦、沈如刚等初步相识。
 
一次茅塞顿开的座谈会
 
在准备招生期间,3月14日,温济泽主持召开了一次讨论有关制定新闻学发展八年规划(1978-1985)的座谈会。事前,他告我参加一下做好记录,同时也可就新闻学研究项目做个发言。记得座谈会是在日坛附近的一个招待所开的。到会并且发言的有人民日报社安岗、新华社海稜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尚未复校)蓝鸿文等。
 
温济泽在会上首先发言说,胡乔木同志在3月7日的一次会上提出制定新闻学研究的八年规划,要求17日交出初稿,大体分为5个部分:①前言,发展新闻学的必要性;②重点项目;③机构;④队伍;⑤措施。接着他简要谈了胡乔木关于制定规划的意见,请大家发言。
 
蓝鸿文首先发言,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北京大学有关的研究建议,在研究方面重点有三:
 
第一、革命导师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奠基、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发展,着重研究毛主席的新闻理论与实践。
 
第二、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和现状,重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
 
第三、外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包括美英法日、苏修、第三世界等。
 
在新闻学研究项目中,北大计划三年内由教师承担编写出一套包括中外新闻史论编采的教材。八年内组织编写新闻学有关专著和文选(如马列论报刊、马列新闻选、毛主席论报刊、毛主席新闻选、党的有关新闻的决议汇编、新闻工具书等)
 
最后他提出了十点建议,其中有恢复出版《新闻战线》,开办剪报公司,组建新闻图书资料中心,进口国外新闻学资料,大学新闻系与研究所建立联系,加强与报社、电台的联系,创办新闻情报刊物,建议中宣部发文要求各新闻单位写一份本单位的历史和经验,贯彻双百方针,开展学术讨论,招收研究生培养新生力量等。
 
安岗在发言中说,新闻学研究过去一直在搞,但阻力在是否新闻有学?现在明确了,新闻学是毛主席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文革”时期对新闻学否定得多,肯定得少,“四人帮”一伙否定新闻学、不办新闻系,与他们全盘否定十七年有关。乔木同志真正热心抓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可以把编写新闻学教材放到大学新闻系来搞,新闻所的主攻方向可放在新闻学专著上。搞新闻学研究要有资料,要抢救“活”资料(指对年迈的新闻工作者抓紧访问),可以把年纪大的同志适当集中起来,写点回忆性的东西。他还提到要把新闻学会、新闻协会一类社会组织恢复起来。
 
海稜在发言中说,关于党的通讯社的历史,新华社有责任,可以开座谈会,收集历史资料。新闻战线两条路线的问题怎么看?要研究。
 
他们三人发言后,我也作简短发言,建议新闻学研究中增加中外广播电视史和广播电视理论的研究。
 
由于上述主持人和三位发言人均已作古,我尽可能根据保存的记录整理如上,以留作历史资料。这次会上还提及当时全国新闻系有教师105人,学生400多人,我估计这是根据当时北大、复旦和广播学院三校新闻系(专业)的统计数字。
 
参加这次座谈会上,使我茅塞顿开,跳出了只知道教一门课的框框,初步了解到了新闻学研究还需制定规划以及规划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等。会后,我将记录整理上交。后来,我虽然未见到这个规划的正文,但是讨论中提到的不少事项都正在逐步实施之中。
 
招生前后
 
七八月份炎炎夏日,正是新闻所紧张招生、考试和录取的日子。7月20日,戴邦召集开会布置对初步笔试合格的考生进行口试的工作。口试分几个组进行,我参加温济泽主持的那个组,担任记录等事务工作。前来应试的大都是“文革”前毕业已工作多年的大学生和“文革”中毕业经过一段时期劳动后分配到基层工作的大学生,共同的特点是有比较丰富的新闻编采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但在“文革”中又有不同的不幸遭遇。温济泽主持的口试,重点不是考问学生的专业知识,而是通过一对一的启发式交谈了解考生的政治和知识水平,以及语言表达能力。多数考生应答自如、声情并茂,显示出确是经过锻炼的一代青年。记得一位考生谈起自己家中在“文革”中的遭遇,声泪俱下地控诉起“四人帮”的迫害,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口试结束后,对参试考生成绩进行了分析,同时又安排了一次笔试,我未参与出题,但却到新华社和戴邦同志等一起参加了三天阅卷评分工作。8月9日,安岗主持在人民日报社内召开了录取工作会议,我也有幸参加,在考生名单中,我发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其中有人民大学、广播学院新闻系的毕业生。当时计划录取90多人,后来实际报到上学的新闻所首届研究生85人,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的一批资深编辑、记者成为他们的指导教师。安岗、温济泽均招收了研究生,罗列因忙于参与人民大学复校工作未参与招收研究生。
 
在招生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新闻所招收的研究生归属研究生院新闻系管理。但当时研究生院尚无校址,所以所、系师生共用人民日报社院内的一座楼(记得是九号楼),但却是两套领导班子,新闻所首任所长是安岗,新闻系首任系主任由人民日报社秘书长谭立兼任。
 
温济泽当时虽主持参与筹备新闻所的工作并招收了研究生,但并未在所内任职。他此时被任命为上述刚组建的研究生院副院长。周扬虽为院长,但在病中,温济泽主持研究生院的筹建和日常工作,他除在新闻系指导四名研究生外,还在哲学系指导研究生。由于工作关系,我不时到他的临时办公地点见面交谈。有一次他说,我也是教授了,我这个教授是胡乔木同志批的,他一共批准了五个人。我说,你早就应当是教授了。
 
今天看来1978年新闻所招收研究生,在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历史上是一次重大突破,与新闻所同时招收新闻专业研究生的还有刚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但当年两校所招新闻专业研究生大约10人左右。第二年,新闻所继续招收70多名研究生,人大和复旦继续招生。同年广播学院也开始招收新闻专业研究生,但是三校合计也不过十多人。高校招收研究生人数少,主要是因“文革”中新闻专业教师队伍受到极大的摧残,不但现有人数少而且高级职称极少。教育部当时规定副教授及个别“老讲师”可以招收研究生,这就造成三校新闻专业无法多招研究生。
 
2018年是我国新闻教育创办100周年,也是我国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开办40周年。新闻研究所的成立和招收研究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新闻教育大发展的标志性起点。40年来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有了极大的发展。在教育层次上从硕士研究生发展到博士生教育,从单一的新闻学科发展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目前已有700多所开办新闻传播本科教育的高校,开办研究生教育的院校和科研单位数以百计,其中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有26所高校,在职教师和在校学生人数远非40年前可比。
 
“半个研究生”
 
我参加的新闻所研究生的招生、阅卷、口试和录取工作完成,适逢暑假结束。在1978学年第一学期开学之际,我和温济泽说,广播学院开学了,新闻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了,今后你有事找我,一般就不再来了。温济泽说,我在新闻所招了几个研究生,有些事情你还要帮着做一下,如辅导工作。另外,他还建议新闻所开课后,你可以来听课,这对你也有所帮助。他这一句话,使我受益良多。这样,我就成了新闻所的“半个研究生”。此后两三年内,我做了一些辅导工作,主要是和中共新闻史方向的研究生一起对收集到的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一些新闻手稿加以抄录,并做初步研究工作。听课我也坚持下来了,只要广播学院没有教学任务,我尽可能到新闻所听课,记得先后听了安岗、杜导正、李庄、冯健、胡绩伟、李普、戴邦、温济泽、杨兆麟、齐越和方汉奇等的讲课,他们大都每次讲半天,有的连讲两三次。讲课内容,概括起来,一是讲党的报刊和新闻事业的历史和光荣传统;二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问题;三是揭批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党的新闻事业的干扰和破坏;四是提出新时期新闻改革的一些设想和措施。讲课者大都是当年中央新闻单位的负责同志和资深编辑、记者,他们结合自身经历和体会,讲起来思想解放、内容充实、事例丰富,使我大开眼界,既弥补了当年大学学习期间学习的不足,又为我在广院新闻系讲课增添了新的动力和知识。当时,耳听笔记,竟然记录了四五本,保留至今,不时翻阅,仍有启示。在这期间,我还应邀为新闻所的研究生讲了一两次延安广播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受到新闻所招收研究生的启示,我向广院领导提出招收研究生的建议,此后,广播学院从1979年起也开始招收新闻专业研究生。我有幸成为首批硕士生导师。我指导的的第一个硕士生郭镇之,她也曾在新闻所工作过。
 
在听课期间,与新闻所和新闻系的一些负责同志和有关老师联系甚多,有幸与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些会议和研讨活动,如1979年1月8日,在新闻所听取了传达胡乔木同志关于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大意义和社科院今后工作重点转移的报告。1980年2月6日,北京新闻学会(后改名为首都新闻学会)的成立大会,聆听胡乔木同志的报告。1981年7月23日,参加新闻所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座谈会,并在会上就开展中国广播史的调研工作做了发言。同年11月17日,还参加了新闻所召开的关于筹备出版《中国新闻年鉴》的会议等等,所有这些都对促进我解放思想、开拓思路,改进校内教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新闻研究所有关书刊供稿
 
1979年夏天,新闻研究所筹办出版《新闻研究资料》,这是一种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的书刊,至1993年共出61辑。应筹办同志邀请为该刊撰写和推荐了一批有关广播史的文章,其中我写的有《外国人最早在我国办的广播电台》(第1辑)、《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发展概略》(与曹焕荣、哈艳秋合写第2辑)、《我国广播事业之发轫》(第12辑)、《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播往来书信选注》(第19辑)、《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第21辑)、《接替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一场战斗》(第30辑)、《周恩来与战争年代的广播事业》(第34辑)和《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的回顾》(第59辑)等。其中最具价值的是根据温济泽的建议,为更改中国人民广播创办纪念日,由我执笔写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筹建和试播始末》的调查报告,刊于该刊第4辑(1980年8月出版),同期还刊登了温济泽所写同意上述《调查报告》并建议更改中国人民广播创办纪念日的《关于新华社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日期》一文。此外,我还先后推荐该刊先后刊登了郭镇之、陈尔泰、哈艳秋、袁军和喻山澜等人写的一批有关广播史的文章。
 
前述《中国新闻年鉴》首卷(1982年版)于1983年出版。当时,具体负责编纂年鉴的同志是新闻所的首届毕业的从事新闻史论的研究生。他们约请我为广播学院的资料负责人,负责提供有关稿件。当时新闻所资料室购进了一批港台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方面的书刊,因为大都是中文版的,恰好弥补了我外文图书无法阅读的缺憾。我集中一段时间翻阅这批书刊,顺手做了书摘目录。我稍加整理编辑成《港台出版的部分新闻书刊名录》一稿刊登于《中国新闻年鉴》的创刊号(1982年版)上,为大陆学者了解港台新闻传播研究提供了比较新颖、完整的信息。1983年版刊登了温济泽、我和谢骏合写的《中国新闻学研究工作的发展概况》,后来我又应邀担任了《中国新闻年鉴》的编委,负责提供有关广播电视方面的部分稿件直至1998年。
 
1980年代初,新闻研究所副所长钱辛波等主编《各国广播电视法选辑》一书,我为该书提供了民国时期的广播法规和台湾制定的广播电视法规资料。该书于198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在此期间,我还与钱辛波等一起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新闻卷的编纂工作的有关会议。
 
此外,前述首都新闻学会成立后,秘书处设在新闻所。该会编印《新闻学会通讯》内部刊物。我也曾为该刊提供了有关稿件,如《积极开展中国广播史的调查研究工作》(1981年第19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订正两则》(1983年第11期)、《周恩来同志与解放区广播的创建和发展》(1986年9-10期)及中国广播电视史座谈会在长春举行、解放区广播史讨论会在北京广播学院举行等消息。
 
余音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半个研究生”新闻研究所成为我进修、提高的重要场所,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此后,由于广播学院办学逐渐走向了正规,我在校内教学科研任务也逐步加重,不久又先后担任了新闻系和学校的领导工作,与新闻研究所的关系也逐步变成相关业务单位的正常联系。90年代以后,记得还应聘参加过新闻所的高级职称评审会、推荐博士生导师的小组会等等。1998年,我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期间,参加审议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新闻学博士点的事项。2002年,还曾担任研究生院新闻系学位委员会委员(但未曾参加过有关会议)。这也可以说是与早期新闻所关系的余音了。但新闻所赐赠的从1982年起创刊至今的《中国新闻年鉴》一套我至今保留无缺,成为我从事新闻史教学科研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