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在扶贫会议上的干部捐献了5枚器官
栏目:高端外围新闻 发布时间:2020-09-22 10:39

出发扶贫前,他跟父亲吴家云说,回来后帮父亲出书。但2019年上半年,吴家云只在春节见过吴志宏一次,尽管父子俩的家,仅隔一条凤凰路。

 
2019年10月17日,吴志宏作为扶贫干部,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补干村南哈上寨的动态管理评议会上突发脑出血,经救治后鉴定为脑死亡。11月8日,吴志宏在昆明第一医院完成了一肝、两肾、两角膜的器官捐献,让三位重症患者获得新生,两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与吴志宏共事过的人们用一些相似的词汇描述他:宽和,安静,稳重,自律。在他过往的49年中,通过一些数字,可以窥见到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坐标:27年沉静的方志工作,595天三村乡扶贫,150余条扶贫动态,两年行驶了5万公里村路,捐献5枚身体器官。
 
妻子杨玉萍二十多年来,一直在盼,盼丈夫常回家,盼不再分居两地。吴志宏工作27年中,4次基层挂职、任职,夫妻两人长期共同生活的时间基本只有结婚前三年。杨玉萍给自己的微信起名叫“风雨彩虹”,对她来说,过去的二十几年里多是风雨,而她总在期盼彩虹。2020年5月17日,红河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当脱贫攻坚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时,属于杨玉萍的彩虹,好像永远都不会再出现。
 
 
 
最后一个工作日
 
21点14分,杨玉萍给丈夫发微信,问他今天忙不忙。半个小时过去了,没有回复。对此,杨玉萍习以为常。丈夫吴志宏在三百公里以外的红河县三村乡扶贫,他很忙,山里信号差,及时回复的次数很少。再次发送两条信息后,仍没有收到回复。这有些反常,往常丈夫一定会抽空回复自己。她给吴志宏打去微信电话,无人接听。
 
这天是2019年10月17日,窗外的天黑洞洞的,儿子在外地上大学,屋子里太安静,杨玉萍找了个电视剧播起来。不一会儿,她接到了吴志宏妹妹的电话。
 
那头说,吴志宏在玉溪市人民医院,今天开会时突然晕倒,是脑出血。
 
最近两天,红河州一直降雨。杨玉萍匆匆从个旧市的家出发,到达医院时已经是夜里0点左右,距离丈夫晕倒已经过去将近8个小时。见到吴志宏的时候,他没有穿杨玉萍给他买的衣服,而是被换上了白底蓝条纹的病号服,合着眼,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认得我是谁吗?”杨玉萍握住他的手。
 
“认得。”他半张开眼,说完,开始嘟囔起胡话。杨玉萍贴近了听,听不太明白,只知道是开会的内容。这是吴志宏昏倒后第二次讲起关于工作的胡话,第一次是在从三村乡开往医院的救护车上,他含含糊糊地讲记录帮扶人扶贫信息的“明白卡”。
 
一个多小时后,已经昏迷的吴志宏被急匆匆地推进升至手术室的电梯,一大群人包围着他。杨玉萍站在电梯口,电梯门缓缓地合上,她看见两行泪从吴志宏的眼里滚了出来。
 
从这次手术台上下来后不到24小时,吴志宏就停止了呼吸,他被用上了呼吸机,再也没有清醒过来。21天后,吴志宏的心跳停止了,器官被移植到了5个陌生人身上。
 
扶贫工作队员李荣从未想过,那天开会,会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吴志宏。
 
出事前一天的夜里十点半,49岁的队长吴志宏和几位工作人员仍然在乡政府那间会议室里改“明白卡”。第二天早上,他还跟往常一样,去晨跑了。通常,他从办公楼出发,沿着84号县道,途经相邻的龙坝乡竜宾村、草皮坝,在最长的往返中,跑过11公里多。
 
17日这天,他跑完步,不到八点,又跟扶贫工作队的队员们下乡,比往常更早了一些。像平常一样,吴志宏开着他那辆绿色尼桑,载着四名同事,在山路上行驶了三十多分钟到达补干村委会。当天,他们要开展每年两次的动态管理,这在基层扶贫工作中是一项重要工作。
 
从2018年3月1日起,吴志宏作为乡党委副书记、三村乡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补干村委会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兼第一书记,开始驻村负责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三村乡补干村委会的挂钩扶贫工作。这里位于云南省红河州最西部,是整个红河县最偏远的地区,被列为全国深度贫困县。
 
前夜刚下过雨,村路变得愈加狭窄泥泞。副乡长、扶贫工作组组长陈孝明问吴志宏,要不要缓一缓再进村。任务紧迫,吴志宏果断拒绝了。大家没来得及吃早饭,吴志宏再次强调过工作内容后,分成三组,各自往分配的村子里去了。
 
 
吴志宏和包村队员李武叁一起,负责给补干村的南哈上、中、下寨80多户村民进行动态管理评议工作。吴志宏的车在村路上又行驶了四十多分钟,在距离南哈上寨几百米的地方,被塌方堵住了去路。他把车停下,和李武叁步行来到了南哈上寨村委会。
 
村委会的活动室里,村民还没来齐。等待间隙,他专门绕到村民李天福家。在补干村委会的709个建档立卡户中,李天福家是吴志宏尤为放在心上的一户。哈尼族人李天福已经67岁,他股骨头坏死,无法下地干活。三个女儿都已经嫁人,一个儿子在300公里外的昆明读专科,家里没有了劳动力。李天福的住处刚进行危房改造完不久,吴志宏来看看,新房子漏不漏雨。
 
从李天福家出来,吴志宏又进了村委会旁边的幼儿园。拍下他自己发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在15时52分,他写到:“又遇这帮小孩。”
 
不到一个小时后,南哈上寨动态管理评议会正在进行。16时45分左右,吴志宏突然从凳子上栽下,倒在了暗红色的会议桌前面。现场一片混乱,村民簇拥上来,有人扶着他的头按摩,有人跑到外面的塌方点挖路疏通。而吴志宏只说头疼,之后就无法正常讲话。
 
这天,是第六个国家扶贫日。
 

 
2018年春节的时候,吴志宏告诉妻子,自己要去扶贫了,到红河县最西边的三村乡。尽管在过去的27年中,丈夫已经有过4次在基层挂职、任职的工作经验,但这次的地点实在太偏远了,距离红河县县城147公里,距离红河州首府蒙自市有306公里。这只有一个意味,聚少离多。再加上这一年,儿子面临高考,这个距离多少让杨玉萍有些不安。何况1999年时,他在绿春县三猛乡挂任,杨玉萍分娩时也没能赶回来。
 
“我只去一年。”他当时这样跟妻子保证。
 
等到了2019年春节,吴志宏告诉妻子,又延长了一年。直到吴志宏躺在病房里不省人事的时候,杨玉萍通过丈夫的领导才知道,组织上从未说过,扶贫工作只有一年。
 
“我从来不怪他,只是一直在‘盼’。” 她沉沉地叹气。丈夫出事之前,杨玉萍是个脸庞白皙,喜爱说笑的中年女人。但一年后的现在,她已经流不出眼泪,面色暗黄,体重从六十公斤降到了五十公斤。她的眉头间刻了两道深色的、愁苦的痕。
 
吴志宏却始终显得热情。2018年3月1日,他在朋友圈里写到:开启扶贫模式(耶)。自此,直到2019年10月17日出事当天,他一共发了347条朋友圈,其中与扶贫工作相关内容,达150余条。
 

 
95%人口是哈尼族的三村乡,位列全国深度贫困乡,有6个深度贫困村,57个贫困自然村,全乡的建档立卡户多达2124户,贫困人口9542人。其中,吴志宏重点挂钩扶贫的补干村委会有709户建档立卡户。吴志宏知道此行任务艰巨,到达三村乡的第二天,他就走访了车同、坝木、补干三个村委会,他这天写下:“认家门晓村情,深感任务重。(拳头)”
 
补干村委会的扶贫工作主要涉及改善人居环境、产业扶贫、教育医疗保障等几个方面。而多数村民听不懂汉话,扶贫干部们也不大听得懂哈尼语,了解村风民情对于干部们来说有一定难度。一次,乡上领导来入户抽查人居环境,恰逢能够翻译的工作队员不在。正在陈孝明一筹莫展时,吴志宏说自己了解每户的情况,可以带路接受抽查。这让年轻的陈孝明感到敬佩。
 
危房改造,是让补干村所有扶贫干部都视为难题的一项工作,难度大且耗时。在这里,传统的村民房屋多采用土木结构,在多雨的季节,常有房屋坍塌的情况,且居住环境阴暗潮湿。扶贫干部们要挨家挨户走访,根据政策要求对村民房屋以老旧情况评估为A-D四个等级。其中,被评定为C级的村户房屋,政府帮助进行加固修复;评定为D级的房屋,政府补贴3万元后推倒重建。
 
对于不同的村户来说,有各自的顾虑。有的房屋被评定为C级,屋主却想重建;有的确实需要重建,村民却拖着不想建。扶贫干部想到的唯一办法,只有反复入户做工作。
 
2019年春天,吴志宏第一次到李天福家,发现这个房子昏暗、漏雨,电路也不好,定为了C级修缮。但李天福看着周围邻居们,外出打工,自己盖了漂亮的新房,想着以后有钱了自己也给已经二十出头的儿子盖一个。最初的劝说并不顺利,这个六旬老人坚持要自己盖房。随着之后动态管理的进行,吴志宏发现这户人家唯一的劳动力李天福股骨头坏死,他开始反复地出现在李天福家,为李天福申请了低保,将房屋评定从C级调整为D级,并帮助他重建,还介绍了中医,时常带药过去。
 
李天福的家,吴志宏去了“没有十次也有六七次”。“慢工出细活”,陈孝明记得吴志宏这样跟他说。半年后,李天福住进了新房,也可以拿着拐杖独立行走了。只是吴志宏再也不会出现。
 
除了负责包村扶贫的南哈上中下寨的80户村户,吴志宏还在架车乡牛威村有自己在州志办负责的8户帮扶“亲家”。10月12日,吴志宏专程驱车去看望了这些“亲家”。对方家里缺什么,吴志宏就自掏腰包给他们带。李台龙是“亲家”之一,儿子上小学,女儿上高三,负担不小。吴志宏跟他说:“大哥,好好培养姑娘。等她上了大学,不怕供不起,我出钱帮她读完。”
 
在繁杂的驻村扶贫工作里,无论是农户因为土地分割纠纷,拆除房屋问题,还是解决饮水问题,只要与村民利益相关的事,只见他走得快,没见他不耐烦过。
 
 
2019年的整个十月,年轻的李荣和其他工作队员们都觉得那段时间“忙到脑子不会转了”。修改明白卡,准备新一轮的动态管理等等,基层工作往往是多项并行。好几个早晨,吴志宏跟李荣开启新一天的话题是,“昨晚又改‘明白卡’改到一点。”
 
这一年的朋友圈,记录了新建成的23个牛蛙养殖池,出栏16万余只;种植1647公顷的茶叶、667公顷花椒树和辣椒;补干村委会709户建档立卡户住进了新房;全乡使近3000名贫困村民受益。与那个人们印象中安静、稳重的吴志宏不同,他的每一条工作状态之后,都多数跟着诸如“加油”、“大笑”这样的表情。
 
跟吴志宏共事近两年的补干村党总支书周孟福说,吴志宏是他们工作的主心骨,有吴志宏的地方才踏实。
 
拿下呼吸机
 
2019年10月17日到11月8日,吴志宏生命的最后23天。
 
吴志宏已经住院两天后,吴家云才得知儿子的事。在玉溪人民医院见到吴志宏后,吴家云守在床边,反复地唤。他看到,吴志宏的左脚动了一下,之后右手臂动了一下。从这以后,吴志宏再也没有反应。
 
吴家云觉得,儿子有未尽的心愿。之后的几天,两个女儿犹豫着告诉吴家云,哥哥曾经间接地表达过想要捐献器官。
 
ICU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吴志宏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从出事那天到11月3日,半个月过去,躺在病床上的吴志宏判若两人。那个人们记忆中比同龄人看上去要年轻、圆润一些的男人,瘦得脸颊凹陷、面色灰青;他的头发被剪光了,头顶处插入了两根仪器管子;由于脑压过高,他的眼眶深陷、眼球肿胀突出;半个月没有正常进食,他的嘴唇像一块干涸的盐碱地,结满了白色的痂。
 
跟吴志宏的身体一起越来越糟的,还有这个家庭中每一个人的情绪。吴志宏器官捐献的愿望像是一块巨石,搅动这个家庭,让每一个人都身陷煎熬。根据2016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规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在获取捐献人的器官前,应当取得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的书面共同同意。
 
吴家云开始整晚地睡不着。这个在乡村执教了三十年的老人,白天表现得理性硬朗,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床边,一边捶打自己,一边念叨三年前刚过世的老伴,“老伴啊,对不起你啊,没把儿子照顾好。”两三天后,他向全家宣布,同意捐献。
 
对结婚23年都没有跟自己说过一次重话的丈夫,杨玉萍有万般的不舍。但她仍然像这些年支持吴志宏工作一样,很快选择支持这个善意的决定。
 
阻碍发生在刚刚20岁的儿子吴博鑫身上,年轻的男孩不同意拿掉维持父亲生命的呼吸机。
 
从11月1日开始,吴家云给远在天津读书的孙子做思想工作。“电话不能打,一打就哭。”吴家云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孙子,他只能发微信。爷孙两人的聊天记录将近千字,几天后的夜晚九点,吴博鑫骑车从学校出发。他带着几盏莲花灯,在天津夜晚最热闹的天津之眼前面,为父亲许了愿,一盏一盏,将它们放进了海河。
 
“父亲恢复健康。”他写。转天,他飞往了昆明。
 
 
11月6日,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吴家云、吴博鑫、杨玉萍作为直系亲属,依次在《捐献器官志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尽管为儿子实现愿望的意志足够坚定,但当吴家云想到,马上要拿下儿子的呼吸机,那个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生命即将停止,握笔的右手,止不住地抖,抖。他用左手握住自己的右手腕,那一笔,还是落下了。此时的杨玉萍没出声,手里的纸巾已经湿成一团,她静静地哭倒在沙发另一侧。
 
两天后,他的肝脏被急速运往杭州,那个距离云南千里之外的城市。
 

 
云G6M955,载着吴志宏的器官赶往机场的那辆车,74岁的吴家云蹒跚着追着跑了几步。像当时望着儿子的绿色尼桑一样,最终他停了下来,望着那辆车,开远了。
 

 
如果人还健在,吴志宏今年整整五十岁了。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身体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分水岭。但过去扶贫的两年里,由于忙碌,他错过了单位的两次体检。吴志宏身体里的那辆车,最终因为速度太快,冲出了跑道。
 
七夕那天,杨玉萍给丈夫吴志宏上了几炷香,特意供上了他最喜欢吃的核桃。前几天,她手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盼》。
 
“除了结婚前三年,我们两人真正在一起。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在盼。”